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三套平行而又互动的交通网络进行：牧业人群参与的草原丝绸之路，绿洲城郭支撑的绿洲丝绸之路和海港联结的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开辟最早、人群迁徙最多、对文明变局推动最大的是穿越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
欧亚草原北部呈连续带状延伸，东起中国东北松辽平原、大小兴安岭，西至欧洲多瑙河下游、喀尔巴阡山脉，大致分布在北纬40°至50°之间的地区，东西跨越近个经度。以面积广大的草原为基本地貌，孢粉资料证明，至少在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前已形成目前的草原类型。其间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山地、丘陵和戈壁荒漠，河流大多呈南北向。整个欧亚草原几乎没有阻碍交通的地理单元，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走廊，牧业人群相对合群开放，乐于待客，对于古代人群的移动来说，欧亚草原是欧亚大陆上阻力最小的地带。
欧亚草原上人群迁徙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从人类经济形态来说，以采集狩猎经济为生业的旧石器时代，人群的流动主要是自西向东；以畜牧和少量农作为生业的青铜时代仍然保持自西向东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以游牧为生业的整个铁器时代则完全转变为自东向西为主。工业时代的沙俄时期则又转变为自西向东为主。
欧亚草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相对模糊。从最新发现的考古证据看，俄罗斯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和甘肃夏河白石崖洞发现呈现了丹尼索瓦人在欧亚草原活动的踪迹。对北京周口店“田园洞人”基因的研究，显示了4万年前东亚人与欧洲和美洲的关系。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出土4.5万年前的刮削器、勒瓦娄哇石核与石片和旧大陆西侧同类型莫斯特文化石制品风格一致，这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遗址的发现一起显示了早期人类（有可能和尼安德特人有关系）通过欧亚大陆北线向东迁徙的线索。东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的小西沟遗址发现了距今十万年前的石器，显示了东部地区人群沿北线向西开拓的历史。
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古代东西方的人群通过欧亚草原迁徙和交流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大致有三波直接来自欧亚草原，或者间接来自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和阿姆河文明的驯化物种、技术和器物的传播，这些交流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公元前—前年第一波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中国（现代中国的范围）的是黄牛、绵羊和小麦。公元前—前年第二波是驯化马、板轮车、权杖头、红玉髓、费昂斯（玻砂和釉砂）、海贝、青铜冶炼术、铁器以及相关的一些青铜器，比如青铜短剑、青铜管銎斧、青铜刀、铜镜等，另外还有一些习俗，比如屈肢葬、火葬墓、封堆墓等。中国传入西方的主要是黍和彩陶。公元前—前年第三波传入中原腹地的是商代中、晚期的轮辐式双轮战车、印章等。
游牧经济的出现和成熟，让欧亚草原真正的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从公元前9—前8世纪游牧人群的大规模西迁开始，一直到元代，欧亚草原人群迁徙的大势和方向转变为从东向西为主。早期铁器时代带来了第四波（公元前—前年，主要是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文化交流。西方传入的主要有使用黄金和银的习俗、动物风格艺术、冶铁术、玻璃技术、列瓣纹银盒、胡服骑射等。中国传入西方的则有金属头盔、铜鍑、龙/虎的形象和思想、丝绸、铜镜、漆器等。之后，通过绿洲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草原上的交流除了少数几个积极的时段外，均让位于南部的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过，游牧人群大规模的迁徙和扩张则成为文化互动和基因交流的重要推手。
这个时期具体西迁的人群从早到晚以“独目人”、大月氏、匈奴、柔然、突厥、契丹、蒙古为代表。“独目人”由于自身强大扩张，导致其他草原人群多米诺骨牌式的西迁，斯基泰人因此进入近东、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地区。大月氏、匈奴、柔然、契丹的西迁主要是因为受到草原邻近力量或者中原力量的严重打击而导致的向西溃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大月氏受到匈奴和乌孙的攻击，进入中亚，建立贵霜帝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四大帝国之一，重塑了中亚的历史，也反向以佛教等影响了中国。匈奴主要受到东汉和鲜卑的攻击而主力西迁，辗转演化，最终成为瓦解罗马帝国的“上帝之鞭”。柔然受到北魏、突厥先后的打击而溃逃至欧洲，可能成为影响欧洲历史的阿瓦尔人。契丹则是受到金的挤压，向西发展，建立西辽，辽以及西辽对历史的影响，从中亚、西亚与东欧等地区以“契丹”称呼中国就可见一斑。突厥的西迁既有受到唐朝和回纥/回鹘打击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分裂，不断向西寻求生存空间的原因有关，他们的西进运动相对分散，时间也较长，最远到达小亚，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蒙古的西进运动属于一个特例，是一种草原力量的外溢，属于主动性的扩张，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工业革命之后，欧亚草原的人群迁徙发生了逆转，沙俄扩张时期，为了获得皮毛资源和更广大的领土，以哥萨克骑兵为先头主力的沙俄势力向东扩张，一直到达远东海岸为止，南部则与清朝对峙。从欧亚草原而来的沙俄和海上来的列强最终促成了清朝的崩溃和中华民族的自觉，古老的中国在涅槃中重生。
总之，在辽阔的草原上，人群流动，文明东去西来。早在石器时代，东西方已经有了人群和文化的交流。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方多项重大的驯化物种、技术、产品和思想通过草原得以传播。这些马背上的通道为东西方打开地理、民族和文化视界，为绿洲“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即使在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繁盛和衰落的时期，草原仍然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舞台和通道，清代的万里茶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农牧社会的二元对立是古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农耕、游牧经济为主导的南北世界的博弈造就了人类波澜壮阔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历史。在这些博弈中发生的数次欧亚草原人群大迁徙无疑是其中的高潮，这和南部相对平和的绿洲和海上丝绸之路一起，让东西方在技术、文化和思想方面能更加充分地交流、共享和互鉴，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古代全球化的均衡发展，保持着全球各大文明的共振，可以说，是古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生动体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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